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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不出口的晚安

说不出口的晚安

说不出口的晚安

哥哥过世的第三天,我来到供奉母亲骨灰的精舍,向天上的她报告了这个消息。

立于母亲长眠的小匣门前,我在心里对母亲说感谢。十二年前她的骤然离世,如今感觉起来像是她的一种体贴。若她亦长寿至今才发现罹癌,我一个人要同时照顾老病双亲,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。母亲先一步告别,彷彿预知了我将独自面对家散人亡的未来,不忍让我更狼狈。

想起两年前哥哥还说,明年就退休了,也许每年可以回台湾长住个四、五个月。

母亲刚过世时他也曾说过,也许以后每年忌日他都会回来团聚。重点不在于有他在是不是一定帮得上忙,但当时心里确实有过一丝安慰之感:毕竟是一家人。如今才知道,那些话也不过是随口的一句,都不曾、也不会实现了。

新手父母其中一人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三年的权利,且不得拒绝其申请。这确实是立法上的一个大进步,体谅到父母与幼儿的共同需要与社会的改变。但社会走向高龄化之后呢?

也有所谓的侍亲假。但在考虑人员与工作量配置的情况下,得经审议后决定核准与否。这听起来无疑在说,新生命带来希望,而高龄化社会将是未来沉重的社会成本,一点也不让人期待。

一般丧假又能请多久?记得当时母亲是在学期中途病故,也不过两週后我就又回到学校。偏偏那天学生特别不听话,分组讨论却有人任意走动谈笑,连喊几次都没人理,我气到把东西一摔怒喝:

「我母亲昏迷的前一天我还在给你们上课,告别式一结束就赶回来,你们值得我这样做吗?」

学生面面相觑,我知道,他们多数根本不知我在气什幺。

责任感最后总是苦了自己,怪不得从年轻就开始培养小确幸态度变得很重要。而我这一代人又有几个真能学得来?

去酒吧并非为了寻欢作乐,反因有些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理解,只有在那里才会遇上。那晚吧里生意冷清,我与多年来只知其外号的某人,突然有了从来没有过的深谈。喔原来你住中和……你也是只有一个哥哥,已经过世了?……那母亲过世前都是你一个人在顾吗?

「失智后的母亲后来只对百货公司的橱窗与人潮有反应,我特别在信义区新光三越附近租了房子,每天晚上推她去逛街……整整三年的时间,我没有约会,也没出来喝过酒……」

多少同志朋友都一肩挑起了照顾父母的责任,因为成不了家,因为成了家的兄弟姐妹认为理所当然。朋友继续缓缓诉说着:「母亲死后,有一天我下班从捷运站出来,突然停下匆忙的脚步,才意识到我已经不需要再像从前那样,一下班就十万火急赶着回家了!我已经轻鬆了!我可以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了!……」

我听到这里鼻子一酸,知道他一点也不如自己所说的那幺洒脱。

从社会制度面就看得出,我们的文化在鼓励我们往前看,对终将或已经逝去的,一定要学习放手。悲伤太久是不健康的。英文中有一个字,grief,不好翻译,一种在哀伤里难以自拔的忧郁。弗洛伊德便认为那种不肯放手的偏执是病态的。直到前几年读到文化评论教母级的茱迪丝‧芭特勒持不同看法,认为沉浸在失去中才会让我们重新建构自己是谁。在原来的人生中我们都被社会矫正力量所管辖,只有当失去时,我们才有机会从那个缺口中步出看似正常的人生,看到以前所看不见的。

我现在懂得了,grief 为了伤逝,何尝不是对生命真相的另种直视?

原来我最需要的是让自己好好伤逝,如同给自己放一个长假,不必再时时刻刻撑起,那个苛求完美的自己。

情人彻底践踏了我的付出虽已是两个月前的事,但痛并没有消失。还是会在夜深人静突然感觉心绞难忍时,不理性地发出一则则失控的短讯。只有如此才能像服下了镇定剂,让癫痫的灵魂暂获喘息。

但它们的药效远比不上哥哥的死讯,让我直接堕入一种失重的恍惚。

人在花莲接获简讯,一时赶不回台北,与父亲通电话,还没等我多说两句,他就把电话丢给了印佣。我在那一刻突然意识到,在这个世界上,我已没有一位亲到可以诉说当下心情的人了。

失恋容易找到听众,但失亲不能。

安慰失恋的人可以用插科打诨,但弔慰不能。

更何况那天还是大年初六。要清楚这大半生我们家里的爱恨情仇,还有我仍在情伤的前因后果,才能了解我当时对这样接二连三的打击已近无言的精神状态。我不知该跟谁说,只好发 LINE 给前情人。

已读不回。

生离死别我不陌生,陌生的是这种孤立。

母亲过世时身边有父亲。老友过世时有共同的朋友。但这一回,白髮送黑髮的父亲已不再是能取暖的倚靠。连最后以为还可能有的一丝亲密关係也都不再。我仍然走进了教室里打开讲义,甚至没让任何同事知道。以为这样的假装,会让悬崖边上的风不再劲猛,想看看自己究竟能不动如山多久。

还记得上个学期末情人无预警分手,我撑着看完了学生在课堂上演出的《晚安,母亲!》。从大学第一次读到这齣普立兹获奖名剧,我就说不出为何十分着迷,那是关于一个女儿决定自杀前,计划好如何向母亲解释与道别的故事。

说完那句「晚安,母亲!」后,女儿进了卧室把门紧锁,整个晚上都企图制止女儿的母亲在门外崩溃了,狂敲嚎啕,最后认输了:「对不起,我从来不知道,妳原来这幺不快乐……」

枪声响起。剧终。

每隔几年便会教一次这个剧本的我,当时却彷彿在看着全然不同的一个故事。女儿整晚的耐心步骤,目的或许并不是让母亲心安。我看到的是所有抛弃者都必须先控制住整个场面,之后才能得以脱身的策略。

被抛弃者从来都不可能听得懂抛弃者所给的理由与解释。因为那都不是真正的答案。被抛弃者越不明白,越会让抛弃者对这段关係感到厌烦,并为这样的厌烦找到想要切断的合理动机。

消失即是死亡。

所有要跟我们切断关係的人,应该都当他们死了。

然而不懂的是,那个如同剧中母亲捶门呼喊「到底有什幺样的恨?为什幺非要这样做?」的角色,为何却总是我?

在意识还清醒的最后,哥哥给他的朋友发信,却仍不想与我和父亲联络。母亲病危时他选择不赶回见最后一面。自己要离去的时刻到来他同样转过脸去。抛弃者的角色,他果然有始有终。

只是为了不被打倒而活着,是活下去的好理由吗?

发现自己罹癌后的哥哥曾告知,他去做了基因分析,警告我要小心,因为显然从母亲到他,家族遗传的特徵已具,且医生说手足之间发病的机率极高。而当时我心里唯一的念头是,如果我也倒下了,留父亲一人在世该怎幺办?他除了记忆退化外,没有其他严重的病症,也许他会活得比我久。

母亲享年六十七,哥哥更年轻,才六十一。

我知道自己不能倒。然而,却总有另一个声音冒出在冷冷问我:当一个抛弃者,有这幺困难吗?

摘自《何不认真来悲伤》

数位编辑整理:曾琳之

Photo:Luke Martinelli, CC Licensed.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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